离开故乡的那一刻起，家就注定在海上。
每逢节假日，思乡的感情愈浓。一怀愁绪总在青青的田野和朴实的相亲间辗转。
耄耋之龄的父亲每年都嚷着回乡看看，每次回来都喋喋不休的给我讲述故乡的变化。记忆的底片上，故乡是一排排土房，淳朴敦厚的乡亲和一层层青纱帐。各户庭前是青翠欲滴的南瓜藤，风在南瓜花上轻漾，一阵阵花香扑鼻。藤下摆着木桌，老人们在藤下喝着酽茶。村边的小河，水流潆洄，几只高傲的鹅曲项向天歌，柳树上，“上有黄鹂深树鸣”。最古老的是村口那个石磨，小时候我常常在石磨边的草地上捉蚂蚱。真正让我牵怀的是故乡的人，父亲这次回来反复的念叨一个姓鲍的大伯，他不久前告别了人世。
他是父亲最亲密的朋友，溯源于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感情。文革时期，他和父亲都是被批斗的对象，父亲成分是地主，他是反革命坏分子，在我们村子是最有文化的人。解放前他曾经当过日本宪兵，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，就因为这样的背景，文革时遭到了厄运。出工休息时，坏分子不能和群众在一起聊天，我父亲给他喝水或是卷袋旱烟，都得偷偷的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去。那时父亲和他同病相怜，彼此的感情只能心照不宣。有一次父亲称呼他一声老哥，被人告给专案组，结果父亲被批斗，给父亲上纲上线，把坏人叫老哥，同情坏分子罪。那时候只要有个运动，鲍大伯首当其冲遭难，打得遍体鳞伤后，还得忍着剧痛继续认罪、赎罪。
我刚刚记事的时候，朦胧的听父亲和母亲讲，在批斗场上，他被打的绝望了，腹部趴在三刺上，剖腹自杀，结果自杀未遂没死成，这样罪名雪上加霜。剖腹自杀，被定为坚持日本人死法，以前的赎罪都前功尽弃了，迂腐的老百姓变本加厉的折磨他，活不了也死不成。废除成分论了，他的帽子终于摘了，说话做事还是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般胆战心惊，生怕哪天社会再复返。
记得小时候，孩子们遇见他都像见鬼一样远远地躲开，生怕沾染晦气。他在我的印象中总是挑着两个粪桶，日日不息的穿梭于各家各户的厕所，孩子们编着荒唐的歌谣手指咒骂他，他脊背弯曲成扁担般的弧线，脸上的表情比哭还沮丧。当历史的污点漫漶不清时，人们不再避开他的影子，命远多舛的他已到了桑榆暮景。
父亲常常去他家和他谈起旧时光，两个人举杯长叹，历史就这样剥夺了他的幸福。他一直在忏悔自己，猥琐在家的一隅，很少和人交流。父亲离开故乡时，鲍大伯亲自备了酒菜，饭桌上老泪纵横，两个人忆苦思甜唱起了“达那巴拉”，两个蒙古族老人百感交集，他握着父亲的手伤感的说：“你再回来时，老哥可能看不见你了”。是呀，父亲再回乡时，他已经在一抷黄土中长眠了。
故乡的老人一个个离我而去了，不知道再归乡时，有谁还能唤出我的乳名，有谁还能认得出我的模样?我也是故乡的孩子呀，让我揣着乡音吧，漂泊时想起故乡的声音，疲惫时想一想故乡的模样，孤独就找到了寄存的地方。“若为化得身千亿，塞上风头望故乡”，这是每个离家孩子的心愿。如果我的心有方向仪，它一定朝着故乡的方向，如果我的身躯能插上隐形的翅膀，我会飞向故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