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 绛
1911年7月17日－，原名杨季康，作家，戏剧家、翻译家。杨荫杭之女，钱钟书之妻，生于北京，祖籍江苏无锡，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。1935年—1938年留学英法，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、清华大学任教。1949年后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。。主要文学作品有《洗澡》、《干校六记》，另有《堂吉诃德》等译著。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《我们仨》，96岁高龄仍成书《走到人生边上》。钱钟书曾给她一个最高的评价：“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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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曾做过一个小梦，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。他现在故意慢慢走，让我一程一程送，尽量多聚聚，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。这我愿意。送一程，说一声再见，又能见到一麵。离别拉得长，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？我算不清。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，愈怕从此不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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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，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；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；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；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。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、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。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，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，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。这便是人生哲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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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这个家，很朴素；我们三个人，很单纯。我们于是无求，与人无争，只求相聚在一起，相守在一起，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。碰到困难，我们一同承担，困难就不复困难；我们相伴相助，不论什麽苦涩艰辛的事，都能变得甜润。我们稍有一点快乐，也会变得非常快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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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态人情，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；可作书读，可当戏看。书上的描摹，戏里的扮演，即使栩栩如生，究竟只是文艺作品；人情世态，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，往往超出情理之外，新奇得令人震惊，令人骇怪，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，更奇妙的娱乐。惟有身处卑微的人，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，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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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一个老人，尽说些老话，对于时代，我是一个落队者，我没什麽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，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，想提醒现在的年轻人，男女结合的最最重要的是感情，是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，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和吸引，才能互相支持，互相鼓励，才能两情相悦，门当户对以及其它，并不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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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，全不知世事。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“该”学什麽。所谓“该”，指最有益于人，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。我知道这个“该”是很夸大的，所以羞于解释。父亲说，没有什麽该不该，最喜欢什麽，就学什麽。我却不放心。只问自己的喜爱，对吗？我喜欢文学，就学文学？爱读小说，就学小说？父亲说，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，就是自己最相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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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：“从此，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幸福的生活” ，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。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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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，都是当时处境使然，不由自主。但是关键时刻，做主的还是自己。算命的把“命造”比作船，把“运途”比作河，船只能在河里走。但“命造”里，还有“命主”呢?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，船里还有个“我”在做主，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。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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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根（Bacon）说过：“赤裸裸是不体麵的；不论是赤露的身体，或赤露的心。”人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，已经体味到这句话了。所以赤裸裸的真实总需要些掩饰。白昼的阳光，无情地照彻了人间万物，不能留下些幽暗让人迷惑，让人梦想，让人希望。如果没有轻云薄雾把日光筛漏出五色霞彩来，天空该多麽单调枯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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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，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、不同程度的效益。好比香料，捣得愈碎，磨得愈细，香得愈浓烈。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：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……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，到最后才知道：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！
